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百纳袈裟

本袈裟是一条麻袋,与佛家无缘,却包罗万象。

 
 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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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我

工、农、商、学、兵均经历过,但没坐过牢,专赴监狱参观过数次。最长的经历为教书匠,20岁读历史,25读孔子、朱子,45读老、庄,60岁读禅宗。自认深得精髓。信仰辩证唯物主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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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转载】梁漱溟二三事  

2017-06-28 06:54:51|  分类: 名人轶事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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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文转载自半知居士《梁漱溟二三事》

 梁漱溟二三事 - 半知居士 - 半知书屋

     经过战乱保存下来先父的遗物中,有一副1927年梁漱溟先生书写的对联,上联是:“不为圣贤便为禽兽”;下联是:“莫问收获但问耕耘”;上下款分别是:“子馨学兄属”,“丁卯漱冥”(见右图)。父亲在卷轴的标签上工整地写下“漱冥师行书  袌香廔(父亲斋名)藏”的字样。下联含意明确,不存歧义,而上联乍一看,颇类“不流芳百世,便遗臭万年”的曹操哲学,令人骇然。旋又想,梁漱老与先父都服膺儒学,这样解释符合他们的思想吗?不然,又当如何理解?

    

    依我浅见,其中有两个关键词,一是对两个“为”字的释义,二是对“禽兽”一词的理解。

    

    我以为,两个“为”字,意义不同。第一个“为”,指学习、研究。如《论语·述而》:“子曰:‘若圣与仁,则吾岂敢?抑为之不厌,诲人不倦,则可谓云尔已矣。’”六朝梁儒皇侃《论语义疏》就疏作:“为,犹学也。”又《阳货篇》:“子谓伯鱼曰:‘女为《周南》《召南》矣乎?”杨伯峻的译文也是:“你研究过《周南》和《召南》了吗?”连孔子都自陈不敢当圣与仁,尚要学习不厌。故我以为此上“为”字只能解为学习研究。下“为”字则宜作“犹如”“如同”解。此类例子较多,如杜诗:“昔如水上鸥,今为罝中兔”,不赘举。

    

    其次,此处“禽兽”不是世俗的骂人语,而是泛指“动物界”。当年,漱老正集中精力研究《人心与人生》问题。余生也晚,无缘亲聆或拜读漱老当年的讲义,但从他晚年重新整理的《人心与人生》看,仍可见到书中多处强调人与动物之区别,在于“人心”,在于人的“主动性”或“自觉能动性”。他认为人的本能“必当从属于理性而涵于理性之中。本能突出而理性若失者,则近于禽兽矣”。

    

    结合漱老当时正在专心研究《人心与人生》,我以为上联的主要含义是:若不学习研究圣贤,便无别于动物界矣。请教高明,以为然否?

    

    梁漱溟先生曾否在清华研究院任教?过去我从未怀疑过。因为在先父吴其昌主编的研究院同学录里,“师长”一栏中,有所记载。当年编辑这本同学录时,恰值王国维先生自沉,故特将王先生遗像放在最前面,并刊登殉难处照片及两幅遗墨,后面依次是校长、教务长以及梁启超、陈寅恪、赵元任诸导师的照片,紧接赵元任的一页就是“讲师梁漱冥先生漱冥”的照片,其后还有“讲师李济之先生济”及助教与职员的照片。当年他为我父书联,我父在联签上也明确写着“漱冥师行书”。另外,廿多年后,父亲作纪念王静安先生的讲演,回忆清华园盛况时,仍说:“除了先生和梁先生外,同任导师及讲师的有陈寅恪先生和赵元任先生及李济、马衡、梁漱溟、林宰平四先生。”所以,我一直认为梁漱老曾任研究院讲师。前些日子,为对联事,与漱老之子培宽先生联系,培宽先生肯定地对我说:“梁漱溟没有在清华任过职,他当时因梁启超借住在清华园,整理祖父巨川公的文集,只在清华做过几次讲演”,这令我大吃一惊。回忆所看到关于梁老的资料,确实未见提到他在清华任教的文字(除了我父亲的),那么先父当年将他编入研究院同学录师长栏的根据又是什么?

    

    漱老原在北大任教,是蔡元培先生见其《究元决疑论》,慧眼识才,将他聘任北大教席,讲“印度哲学”(后又讲“儒家哲学”),年方廿四,一般人看来可谓少年得志。但漱老感于大学只能传授知识,不能解决社会弊病,七年后(1924)主动辞职。先在山东一中学教书,随即回到北京。1925年春借住清华园,整理其父文集。秋,清华研究院开学,任公是主导。任公对青年梁漱溟特别青睐,首先是对其学养的嘉许,同时也缘于对梁父巨川公的愧疚之心。巨川公素敬仰任公,屡次投书未得一见,不免有所抱怨批评,曾记入《伏卵录》。1918年巨川公痛感社会黑暗、世风污浊,绝望而投水自尽。此事对梁漱溟震动极大,决心以救世为己任。后来任公见到《伏卵录》,对巨川公十分敬佩又深深自责,自然对梁漱溟更关照有加。因任公的关系,梁漱溟与研究院师生也有较多来往。其间,他也曾在清华做过若干次讲演,例如:1926年3月为清华教育学社讲演,痛批时下知识阶级品修之弊病。其中部分以“吾侪当何为”为题登在《清华周刊》上,我父时在学生会负责编周刊的“特载”栏,十分钦佩,特加按语称:“梁先生此文,真今日瞑眩之药,其言之深刻痛切,不期令人憬然汗下,深愿读者三覆环诵,不徒作寻常之文字睹也。”后来梁还曾做过“山西之村政”“我与文学无缘”等讲演。梁漱溟当时已颇有名气,既与清华有缘,研究院、任公都可能曾请他任教,但他自从北大辞职,决心投身社会实践,研究著述,坚辞不就,也属情理之中。后来,似乎情况有了些变化。我从《清华周刊》408期(1927年4月29日)介绍研究院现状一文中发现这样的信息:“本年度,则有梁漱溟先生之长期演讲‘人心与人生’……”。按研究院的课程有两种,即“专题研究”与“普通演讲”。同时研究院章程中关于“教授及讲师”一条则规定:“对于某种学科素有研究之学者,得由本院随时聘为特别讲师”。因此,梁漱溟既承诺作长期演讲,便列入研究院的一门正式课程,被聘为讲师也是顺理成章。所以1927初夏我父亲主持编辑研究院同学录时将梁漱溟列为讲师,实属事出有因。至于下半年梁任公养疴津门,我父追随,梁漱溟又去了广州,“人心与人生”的专题讲演最终是否在清华如期举行就不得而知了。(据上世纪七十年代梁漱老在《人心与人生》的《书成自记》中提到:“据计算我以此题所作讲演约有过三次。一次在一九二六年五月,一次在一九二七年二月,一次在一九三四年或其前后。”前两次似是学友间试讲,第二次是由北京各大专院校的学生会联合举办的,乃国内首行的收费讲演,地点在当时北京大学二院大讲堂。没有提到为清华的讲演。)看来,这个谜还有待更多的资料来破解。

    

    这里,顺便记录一则有关梁漱老的逸闻趣事,闻之于吴世昌叔叔。漱老原配病故后,中馈乏人,自己忙于乡村建设、抗战民主事业,两个儿子寄养在亲戚家。1944年,我叔叔在桂林师院任国文系教授兼系主任,每周有一天上下午各两节课,故在学校午餐。漱老时也在桂林师院,吃住都在校,因此他俩每周有一次“共进午餐”。后来漱老续弦,婚礼在乐群社,不发请柬,只登了个启事,贺喜者备礼金一元。有好几百人参加,非常热闹。闹房时有人问他,本说不再结婚的,为何变了?梁答:“我是个不设防的城市,被人攻进来了。”新娘大窘,辩称:“是他攻我,我如何攻他?”于是他们到底是谁攻谁,一时传为笑谈。还有人起哄要梁唱戏,他唱了一出《盗御马》,还撇着戏腔说:“你看我老也不老?”由此可见漱老的风趣坦诚,十分可爱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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