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百纳袈裟

 
 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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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、农、商、学、兵均经历过,但没坐过牢,专赴监狱参观过数次。最长的经历为教书匠,20岁读历史,25读孔子、朱子,45读老、庄,60岁读禅宗。自认深得精髓。信仰辩证唯物主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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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转载】陈原:一个通才的绝唱  

2017-04-23 06:28:55|  分类: 人物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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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文转载自半知居士《陈原:一个通才的绝唱》

我记得陈原先生去世时,曾有人称赞他是近百年来,“中国文化启蒙运动的殿军”。这是一句溢美之词,它提示我们:作为一个时代的“殿后”者,陈先生的逝去,具有“后无来者”的象征意义。不了解陈原先生的人,听到这样的评价,也许会产生“过誉”的感觉。但是,当我见到这样的语词时,脑海中却跳出另一个更加极端、更加个性化的判断:他可能是中国百年出版史上,最后的一位通才。

 

我知道“通才”的概念,还是在早年对于西方科学史的研读中。在那里,最伟大的通才是亚里士多德,他几乎是整个西方文明的通才,他的学识贯通许多领域,创造了数十个人文与自然科学学科;此后,再也没有人能与他的成就比肩。牛顿是科学界的通才,高斯是数学界的通才;而数学界的最后一位通才,正是法国数学家彭加勒(1854~1912),在他之后,再也没有人能精通全部数学的分支学科了。

 

纵观我国百年出版史,称得上“通才”的人物有谁呢?

 

我首先想到胡适。你可能说:“错了,胡适不是出版家。”是的,当年张元济、高梦旦面对新文化运动的风起云涌,曾经想请胡适出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。胡先生也确实到所里晃了几天,后来感觉不适合这项工作,就缩回去继续做他的教授了。我是说:“如果他做下去,一定会成为一位出版界的通才”。原因有二:首先,后人早有评价,说胡适“几乎涉猎了人文科学的所有领域,可谓通才。”出版只是文化形态中的一个子系统,他若落足其中,“通才”的发挥就是自然的事情了。其次,胡适对于选题的认知能力也不得了。他在一则日记中写道:“下午到编译所,为他们拟一个《常识小丛书》的计划,并拟了25个题目。”(1921年7月23日)对于这个书目,张元济先生仅将《袁世凯》换为《过激主义》,将《电话》换为《煤》,其他的选题都听从了胡适的意见。

 

胡适没做成出版家,却推荐了王云五。王先生的出版成就巨大,争议也不小。但称其为出版“通才”,大概没有人反对。我总结过他成为通才的条件,有4条。一是天资,早年他只是为了经商读了外语夜校,但很快就显露出天才的本质,19岁被聘为英语教师,他的学生中,就有17岁的胡适。二是他从20岁开始,用3年时间研读英文版《大英百科全书》,自称“博闻强记,博而不专,成为一个四不像的学者。”我却觉得,这正是他成为出版通才的基础。三是他没有接受过正规教育,却自创一套“百科全书式”的学习法,“四角号码检字法”的发明,更是一个绝好的例证。四是勤奋,金耀基说:“他一生做了别人三辈子的事”。还有一点,胡适说过,王云五是“有脚的百科全书”。这样的人,不是通才,还是什么?

 

世事变迁。陈原先生是一位承前启后的人物,也是一位最看重通才教育的人。他称自己是一盒万金油,什么也沾一点,浅尝辄止。听到这样轻飘飘的话,你千万不要上当,那是陈先生一贯的风格。沈昌文先生说,读陈原,千万慢慢地耐心读,不要放过书中的微言大义。好了,现在我们就清理一下陈原先生的“浅尝辄止”吧。

 

一是读字典、编字典。陈原先生说,他自己患有“字典狂症”。抗战时期,他从垃圾堆中捡到一本英汉小词典,是上海一家“野鸡”出版社出版的。一看,错误百出,他一有空,就一个字一个字地改。1949年前后,他又参与了《新华字典》的组织与编写工作。上世纪70年代,姚文元为《现代汉语词典》的事,批判陈先生“黑线回潮”,什么也不让他做。他说:“好,心静有如一池死水。”于是又开始读字典。他从头到尾读完了一本旧《辞海》,一本旧《辞源》,一本第5版的《简明牛津词典》,做了4卷笔记。后来社会逐渐和谐了,商务印书馆辞书出版的丰功伟绩世人尽知,不再罗列。

 

二是读外文、译外文。有人说,陈原先生会“六门外语”,出国演讲、写作都不用翻译。陈先生说:“我一生中涉猎过多种语言,略知皮毛,说不上懂。”那么,他究竟懂多少种语言呢?不清楚,我只知道,他用英文写过论文《中国社会语言学研究随想》;他翻译过英、美、法、俄的小说;他翻译过电影文学脚本《列宁在一九一八》、话剧《俄罗斯的性格》;它从日文翻译过托尔斯泰的《爱之所在即神之所在》(书中有日文译者川崎直一加上的几百页注释);翻译过柴可夫斯基与梅克夫人的通信集《我的音乐生活》;翻译过罗曼·罗兰的《柏辽兹》和《贝多芬:伟大的创造性年代》;还有世界语,还有什么?去读他的“年表”吧!

 

三是读书、写文章、写书、编书。陈原先生说,要想成为一个好编辑,你首先要是一个书迷。陈先生是书迷,他读多少书?读什么书?谁知道呢。但你可以想象。他是学地理学出身。上世纪30年代,他从写第一本书《中国地理基础教程》起步,到40年代末,他写译了10本地理书,中国的、世界的、自然地理、经济地理、政治地理,都有;同时,他还参加《世界知识》的编辑工作,写国际问题评论,用各种笔名发表文章无数,还写译了五六本专著;他还向世界语刊物《世界》投稿,并合著《世界语文法修辞讲话》。40年代为《时代日报》每周写评论;60年代为《红旗》杂志每期写小评论。70年代开始社会语言学研究,著述丰厚,1998年辽宁教育出版社推出的《陈原语言学论著》(3卷),达130多万字。还有,他主持的图书项目,他编的书,太多了,太熟悉了,我不再赘述。

 

写到这里,陈原先生的形象,从东方文明的地平线上清晰地浮现出来。沈昌文先生曾说,年轻的朋友,读一读陈原吧!你们在还能把陈老的经验付诸实践的大好时光读到陈原的书,是有福了!

 

我却在想,在一个最讲究文化传承的行业里,从张元济、王云五,直到陈原,他们在百余年的出版实践中,接续着一个偌大民族的文化薪火。现在,他们人生的绝唱都已经落幕。我们讴歌那旷世才子的华章,我们赞叹那落日飞霞的瑰丽。然后呢?望着他们绝尘而去的背影,我们还能做些什么?

 

陈原(1918~2004),广东新会人,生于1918年5月23日。1938年毕业于中山大学工学院。从1938年到1948年先后在广州、桂林、重庆、上海、香港等地的新知书店、生活书店、三联书店任编辑,参与《世界知识》、《读书与出版》、《国际英文选》等杂志与书籍的编辑工作。解放后曾在人民出版社、三联书店、世界知识出版社、中华书局、商务印书馆、文字改革出版社担任领导工作。曾在文化部出版局、国家出版局担任过党内外的领导职务。著有《语言与社会生活》、《社会语言学》、《辞书与信息》、《在语词的密林里》等。曾在《读书》开设专栏,文章结集为《人和书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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